发展模式张维迎的批判性与林毅夫的轻率0二手推土机

发展模式：张维迎的批判性与林毅夫的轻率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令人打心底里佩服的经济学家少之又少。中国有一对经济学家，他们长期互相针锋相对，却提示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乾坤。这便是林毅夫与张维迎。

林毅夫对经济的判断常常是错的。但他的话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所以一直不缺赏识他的人。他曾被推荐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现在也拥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等社会性职务。在担任这些具体职务，处理具体事务时，他未必犯重大职务性错误。有人理论归理论，行为仍要根据具体现实来处理。毕竟是经济学家，基本的事务性理性还是有的。因此，林毅夫在担任重要社会工作时，并无重大错失消息传出。那和郎咸平之类的经济学家惹出一些社会丑闻来又不太一样。工作基本称职，理论上有所缺失，那依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尊敬。也有的经济学家理论上对的，但应用能力差，具体工作反而老出问题，那又是另一种情形。但林毅夫的“论敌”张维迎不在此列。

林毅夫最大的误判，是对中国经济作出过于乐观的预测。2004年，他认为只要沿着当时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涨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然后到了2013年，房地产对整个经济的绑架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就已经显露出来，并且中国经济增速也不像过去那样了。到了2015年和2016年，学界发现，若不对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作坚决的调整，中国反而可以坠入中等收入国际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2004年，张维迎完全不同意林毅夫的过于乐观论。他认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令人担忧。张维迎当时的判断，如今至少已经被部分证实。

还有其他许多方面，林张之争，结果也证明张维迎的论断更靠谱些。林毅夫认为，过去35年，中国政府做的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他还说过95%正确，被批评很不严谨，简称胡扯)，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张维迎则指出，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例，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有可能更好。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是由于国家和政府减少了运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经济过程、直接参与经济过程乃至对一些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垄断。

以房价为例，政府从2003年前后开始，努力出台一次次的政策干预，但结果却是中央政府越调控，房价越涨得厉害。实际的秘密是开发商、炒家、银行与地方政府结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体，其中地方政府由于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信赖性，用种种手段迫使房价只升不迭，令中国房价成为“鬼价”，无法依照房地产应当有的市场规律运营。房地产过度膨胀，社会资源过度向房地产集中，直接的后果是影响到其他产业的健康发展。高房价形成的昂贵土地使用与居住成本，已经严重削弱了其他实体的竞争力与发展力。

煤炭业的政府干预更是巨大的失败。一度时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小煤矿迅速发展。各地重要产煤地硬性拉郎配，将小煤矿归并到大企业中去。这过程中也像房地产业一样，令不少官员变成大贪官。到了经济发展趋缓时，那些被人为做大的大煤矿企业，纷纷因市场的急剧变化而变得无所适从。大煤企动辄十几万人、几十万人到甚至上百万人，企业大规模载人，立即就产生社会难题。不能减人勉强维持，那只有降低工资和高负责运营。时间越久，企业负担越重，便一个个变成社会负担和引发社会冲突的定时炸弹。如今，即使煤业市场有所好转，大煤企欠下的大量债务也变成企业正常运营的肠梗阻。

林毅夫强调他是倡导政府的“正确干预”。但所谓“正确干预”，哪能那么容易？而且在世界各国发展史上，不论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正确干预”都只存在于幻觉之中。市场经济尤其不能有什么政府的“正确干预”，只要一干预，就一定出问题。有时，政府病急乱投医，一时间或许经济止血了，但却养疽为患，这更严重的经济灾难埋下祸根。香港原本是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但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刺激，香港政府此后越来越主动作为，后果就是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风光不再，香港已不再是原来那个香港了。

张维迎原来的社会地位要比林毅夫高一些，他的理论底子，普通的看法也高于林。1984年就发表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是30余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是不能被轻视的一名经济学家，也曾出任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他现在也为多个大学、机构兼职教授和研究员之职，也拥有国家体改委企业改革咨询委员国务院国家审批制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工商管理组副组长等社会职务。但张维迎言论与判断，总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却让一些政府官员对他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

此外，两人还有国企之争、发展中国家“后发先至”之争等。老航的个人感觉，总是张维迎说得更在理些。

2016年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意味着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更像是一场豪赌。他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给任何行业、企业特殊政策。林毅夫一瞧，立即撰文反击。他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

这场产业政策之争的实质，实际是政府放不放手，尊重市场规律的根本性问题。张维迎更主张无为而治，林毅夫则总是坚持他“有为”政府的那一套。这场争论，涉及到政府权力边界的根本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可能更信林毅夫而不是张维迎。但事实上，张维迎以西方经济学标准来判断，仍属“左派”经济学家，因为张维迎的无为而治主张也需要政府的其他配套性政策支持。张维迎在提出政府去产业政策背后，却是要求政府给予市场竞争更公平的社会环境，以鼓励企业创新为导向。他说，“如果企业家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而这，也早就有部分企业界人士提出类似的要求。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部分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负责人的看法和建议。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就在发言中说，“总理，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李克强听了连连点头，称赞董明珠的建议“很有启发”。

林张之争还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些仍然坚持计划经济的那一些人，常对张维迎十分愤怒，恨不得一脚踢死他。有人经学将张维迎的言论加以简单化或曲解，在网上发布《汉奸怒批强盗不道德，张维迎什么逻辑》、《北大汉奸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亡国语录》等文。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有些也因此恨死了张维迎。而对林毅夫，则被他们封为“爱国经济学家”，至于林的一系列错误，则提也不提。

林毅夫的轻率与张维迎的批判性，前者让一些人听了舒服，后者让一些人感到有些严苛，太尖锐了。两人都在政商圈有自己的拥趸，也同时被一些机构、企业聘为顾问之类的。但林毅夫赚点企业的钱就没啥人拿出来说事，张维迎赚点钱企业的钱就是道德品德问题。不过，愿意找张维迎的企业更多些。企业界自有他们的那一套判断学人逻辑。从两人个性看，林毅夫整天笑眯眯的，情商高些，好多人愿意与他做朋友。张维迎习惯于板着一个脸，不善于说迎合的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说过，“维迎和毅夫，都是好友……观点上我更赞同维迎，个人友谊上，我和毅夫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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